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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真基其人其事


崔真基的两件杰作

伊 文


  五月应该说是粤西最美的季节。千山万壑,荔枝红遍,空气中弥漫着清冽的甘甜,一点一滴,一丝一缕,却又是那样的不露声色。你看到的,你闻到的,更是你感觉到的那种甜美,那种舒心,就像一个劳顿的旅人,走在回家的路上,听到了那支温柔得催人泪下,又甜蜜得令人沉醉的萨克斯演奏的《回家》。
此刻我就有这样的感觉。我不知道我这是第几次来电白了,这个粤西著名的新侨乡总是给人一种云端深处的感觉。真的,这里人杰地灵,出才子,也出富翁;出能人,也出名人。这一次,我慕名前往霞洞镇,就是想亲眼目睹一下那幢闻名遐迩的“以宽教学楼”。
“以宽教学楼”是电白名人、民营企业家崔真基先生投资建造的。
有趣的,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,在建造“以宽教学楼”之前,崔先生并不是一个名人。或者说,他是一个自觉自愿地远离“名人”的人。
崔先生从来不上电视,不上新闻,拒绝所有媒体的采访,哪怕这家报纸的总编或是电视台的记者就是他最好最亲密的朋友。
崔先生从来不张扬,他说他是搞工程的,搞工程的人讲究的就是一个“实”字,是实实在在地做事,也是实实在在地做人。
崔先生还说:慎言敏行,是我的家传,当年我父亲冒险给游击队运盐,命都置之度外,他从来不炫耀这一段光荣历史,对子女也很少提起,我希望自己也能这样,多做少说,或者做了也不说。
  崔真基是大名鼎鼎的。不过他少小离家,许多乡亲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罢了。就是在今天,崔真基出资数百万元,建学校,建老人活动中心,此举轰动电白粤西,乃至广东之时,崔先生仍是不愿抛头露面,回乡总是悄悄地去,又悄悄地回,谢绝拜会与请吃,生怕惊动一方水土一方乡邻。
  听崔先生身边的人说,他们的老板,亿万富豪的崔真基,至今仍住在一套租来的一居室简易住宅里。他的妻子孩子远在澳洲,他不进夜总会,不入舞池,惟一的嗜好,就是与好友在一起喝茶,聊天,还有每天必不可少的健身训练。
  他的好友,有着一手好诗文、好书法的茂名市旅游局局长朱积说:崔先生有许多爱好,尤其喜欢书法,“以宽教学楼”这五个字就是他的手笔。崔真基自己也说,有一天,他会专门来研究书法,中国文化里,书法是集大成者。但是现在还不行,现在还有许多事要做。他的秘书黄旭说:现在崔先生能每天睡上六小时就不错了,因为事实上,他一天连五小时的睡眠都不能保证。
  
  还是回到霞洞镇甘村。崔真基的家乡。
  崔先生17岁那年,孑然一身离开这里,再也没有回去守过祖屋。二十多年来,走南闯北,艰苦创业,从一个当初两手空空,不涉世事的年轻人,成长为一个思想与行为上日臻成熟,有远见卓识的成功人士,他的心中,却无时不牵挂着故土,牵挂着亲人!
  他的亲人,母亲、兄姐如今都已在广州居住,但是崔真基心中的“亲人”,却是故土上生活的所有的父老乡亲!
  崔真基每年都要回来看看,看看祖屋,看看故土。
  霞洞镇是电白县的大镇,全镇人口8万;霞洞镇的甘村,是全镇的大村,全村人口7000。我曾去过中国的西部地区,那里有的县全县人口竟与甘村相仿,我为霞洞的“人气”所惊讶。
  霞洞不仅人多,而且地广,仅荔枝林一项,就有近八万亩,名副其实地居全国之首。
  开着车在荔枝林里转,半个多小时过去了,还只是看了三分之一。镇长谢嘉深告诉我:“霞洞荔枝天下有名,不过现在有比它更有名的。”
  在场的人无不会心一笑,都知道谢镇长指的是什么。甘村小学的“以宽教学楼”落成典礼的那天,是个良辰吉日。全省来了许多宾客,从前来祝贺的政府部门领导,到闻风而至的新闻记者,足足有几百人之多。1999年4月6日,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,这幢拔地而起的充满了新世纪豪迈情调的建筑,这幢最具知识经济时代特征的建筑,在用它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数码,告诉人们:在这块古老平静的土壤上,将重新生长出知识、财富和文化,重新生长出新一代的出类拔萃的人才。
  这也是崔真基先生在这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,呈献给这个时代的一份优异的答卷。
  我看到了“以宽教学楼”。
  远远地,远远地看去,这是何等迷人的一幅景象啊!
  在一望无边的红色的海洋上,一艘巨大的金色的舰艇行进在蔚蓝的天空之下……
  飞檐翘角,红柱白墙,金黄琉璃瓦的屋顶,白玉般雕刻的走廊栏杆,这幢融古典与现代风格的建筑,精致而完美,大气而典雅,如中国北方的皇家园林,令人叹为观止。
  虽然名叫“以宽教学楼”,实际上就是甘村小学的全部。建筑面积2300平方米,可容纳学生1100多人。
  我到这里时,恰逢学生课间操休息。学生们身着统一正规的校服,正三三两两、文文静静地在操场上玩耍休息。
  陈校长带我一层一层、一间一间地看了新的教室,也看了旧时的校舍。旧校舍是一排破旧不堪、低矮的平房,采光不好,屋顶漏雨,地面坑坑洼洼,桌椅也吱呀作响,而且只能容纳600左右学生。许多孩子失学了,学校也没有办法。陈校长感叹道:“要不是崔先生,这些孩子就可惜了!你不知道,这些涉世未深的孩子一旦失学,很容易学坏,已经有过这样的先例,吸毒啊,斗殴啊,一个好好的孩子就毁了!”
  崔真基是1997年清明节回乡祭祖时,听说了这些情况,然后又亲自到学校察看,走访了镇领导,学校的老师,以及学生的家长后,才下决心建学校的。
  镇领导说:崔先生当时看到和听到这些情形时,心情十分沉重。他一间一间旧教室地看,然后站在那里久久地沉思。
  甘村历史上是讲究读书的。村里的老人,大多读过四书五经,崔真基还记得过世多年的父亲,最喜欢的就是搬一把椅子,坐在院落里读书;父亲的屋子里,有几箱书籍,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到父亲的屋子里翻书,父亲很慈祥,总是鼓励他随便翻看。
  村里的老人对崔真基说:这样下去不行啊,都不读书,将来怎么办啊!
  那一次,崔真基没有像往次那样来去匆匆。他住了下来,他要好好想一想这事,想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
  崔真基喜欢读书,他想到了他曾读过的《李嘉诚传》、《曾宪梓传》这些书。他认为他们堪称做人的楷模。人在一无所有行囊空空时,大多清醒,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;一旦有了钱,富了,往往就失去了人生的目标,陷入金钱的泥淖。而他所知道的这些大富豪,却一生都不停止奋斗,有了钱,再回报社会,捐资办学,扶贫济困,心中想的是“大我”,是“大家”,是祖国。对曾宪梓先生,崔真基体会更真切。曾宪梓在广州中山大学两所知名的教学楼之一的“曾宪梓南堂”,就是崔真基盖起来的。这座被命名为广州市样板工程的建筑,不仅让崔真基倾注了心血,更让他倾注了感情!许多时候,他一边在建筑工地徘徊,一边思考着做人做事的道理。
  崔真基先生最后下决心建造这所日后风靡粤西的“以宽教学楼”时,不能不说是心中积淀多时、长期思考的结果。
  不是冲动,而是一种深思熟虑。
  也是在这个时候,崔真基自己也才猛然意识到,自己一生的追求,一生的奋斗目标,其实早已根深蒂固地同自己整个的生命结合在一起了!
  投资教育,回报社会,这正是生命的价值所在。
  在这里,特别应该提到一个人,那就是崔真基的妻子。这是一个贤能纯真的女性。相夫教子,尽职尽责,荣辱不惊,患难与共。丈夫跟她商量这事,她一连声表示赞同。崔真基说:“这个工程,起码是几百万的耗资,她明白,但她不问。她从来都是支持我的。”崔真基夫妇青梅竹马,从小一起长大,不同的是,太太家庭境况比他要好,父亲是镇干部,她是家里的娇娇女,跟了崔真基,吃了不少苦,最困难的时候,全家每月只有11元钱的生活费,顿顿清水煮米,她依然死心塌地爱着崔真基,跟他上工地,洗衣煮饭做小工。崔真基事业发达了,做大了,成了知名人士,人大代表,家产也过亿了,她还是那样,对爱情忠贞不渝,对生活别无所求,过着平朴的生活。崔真基说:“我们家里最大的开销就是每个月的越洋电话,太太在澳洲,我每个月有3000块钱的电话费,其中有2000块都是打给她的。”
  在一间教室门口,我请一个六年级女生用最简短的语言描述一下坐在新教室的感觉。女生笑答:“心情好!”
  是的,心情好! 不要小看这三个字。有好的心情才有好的成绩,有好的成绩才有好的未来!
  六年(1)班的学习委员告诉我,他将来要考北京大学,当科学家。这是个小小个子的男生,见了生人还有几分羞怯。他的作业完成得很好,字写得漂亮。
  十年二十年后,在未来的科学家的行列里,你发现了甘村的孩子,请不要惊奇……
  谢镇长说:“盖这幢教学楼,崔先生自己说花了230多万,其实远不止这个数,人力工时都没计算在内。崔先生不去计算,他盖这个楼,完完全全是凭自己的心愿,不是为了告诉别人。”
  “以宽”是崔真基父亲的名字。崔先生说:“父亲去世得早,但是父亲的为人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。父亲一生最爱的就是读书,以他的名字命名,也是对他老人家最好的纪念。”
  崔先生在家乡有两件杰作,“以宽教学楼”是其中之一,另一件就是“老人活动中心”了。
  以崔先生的经济实力,这应该是不在话下的。但假若这个地方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,那就另当别论了。
  崔先生兴办的这个“老人活动中心”,就建在自家的祖屋宅基之上。
  中国农村是很讲究这个的。祖屋是先人留下的家业,豪华也好,破旧也好,这个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地方,实际上就是代代相传的精神上的“根”。
  世世代代守着祖屋的,守着自己的“根”;漂洋过海,荣辱一生的,也要落叶归根。祖屋的一根草一把土,都是子子孙孙精神上的“故乡”。
  广东沿海的农村,村村镇镇,最漂亮、最气派的建筑群落,最多姿多彩的“风景”,就是这一座座风格各异的祖屋了。
  过去没钱受穷,解决不了温饱,哪管房屋东倒西歪。现在手中有了钱,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盖楼,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宅基地上盖房。国人心中,此举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,不管它有多么现实的意义,但“告慰祖先”、“不辱先人”,仍是最深层最深邃的出发点。
  我们也因此而听说了许许多多为了一寸宅基地,为了宅基地面前的一条沟一口井闹出的形形色色的耸人听闻的事件。
  崔真基先生是怎么做的呢?
  也是祖屋,也是世代相传的宅基地,崔先生的选择是怎样的呢?
  
  前面说过,甘村是一个大村。村里不仅孩子多,老人也多。村里的青年在外经商的经商,种田的种田,有自己的生活。村里的老人呢,吃过了饭,闲来无事,就三人一堆,二人一块地倚着墙根晒太阳,说些家常话。天气好时还行,站着坐着也能混个一时半会儿,若碰上风天雨天就不行了,只好各自闷在家中。
  这年也是回乡祭祖。崔真基先生看到这种情况,十分心痛。这些看着自己长大的长辈,劳碌一生,现在老了,不能远行了,不能去看外面的世界,留在家中,连个玩耍的场所都没有。崔真基知道,尤其是老人,比年轻人更需要交流,更需要关爱,幼儿有幼儿园,老人更应该有老人园,有一个安静、舒适的地方,提供给这些无处可去的老人享用。
  办个老人活动中心!
 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,崔真基就坐不住了。这个主意就像一把火,立即点着了他的思绪。主意是个好主意,钱也不成问题,只是这个活动中心建在哪里?
  那些天,崔真基在村里四处察看。其实,村里的一草一木都烂熟于心,不用看,不用转他也明白,整个村里并没有多余的地方。
  要说,也只有一处,那就是自家的祖屋了。
  可是,祖屋是能随便动的吗?这总是祖先留下的一份家产啊!明摆着,自己的母亲一直生活在广州,修这个老人活动中心,就是把私产变为公用,成为公众共享的场所。
  崔家弟兄都是开明人士。崔真基兄姊五个,他排行第五,一听说最小的弟弟提出这个主张,兄姊四人都举双手赞成。兄姊都说:“祖屋空着也是空着,修个老人活动中心,给大家提供方便最好不过了!”
  崔老太太更是由衷地高兴。老人如今已八十多岁,慈眉善目,一生积善行德。她对儿子说:“修吧,修好后,我要回去看看!”
  
  动用自家的祖屋,给全村人造福,村人闻讯,无不动情。老人们记得崔家这个孩子。村里老人对我说:“崔家人是大德之人,大善之人。”村里还有老人跟我念起旧事。说是崔家祖坟修得好,解放前出过一个县长,叫崔基,和崔真基只差一个字。这人是中共地下党员,秘密组织乡民冒着日军的炮火封锁给西江游击队运盐,解放时受冤枉被镇压,1978年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,这是崔家的第一个大德之人,第二个,就是崔家孩子崔真基了。
  “老人活动中心”最后由中山大学的教授设计成园林风格的庭院。这种风格与远山近水,红荔白鹅融为一体,是一幅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水墨画。
  献出祖屋宅基地,又花费了130多万元,才有了如今这个充满了欢声笑语的老人活动中心。
  室内的陈设有康乐室,玩牌室,书报阅览室……窗明几净,安谧祥和;院子里曲径通幽,红花绿树,阵阵馨香扑面而来。谢镇长告诉我,现在这个活动中心占地1000多平方米,崔家的祖屋本来没有这么大,崔家前面还有另外一家人,崔真基说服了那家人,并为他们在别处造了一幢三层楼房,请他们搬过去住。
  那家人愿意吗?我问。
  谢镇长说:起初也有些不太想搬。但想想崔家大公无私,把祖屋都献出来了,再说还为自己盖了一幢楼,就愉快地搬过去了。
  在老人活动中心,我和几位打扑克的老人交谈。他们中,有的是退休的镇干部,有的是忙完了农活的老人。他们每天上下午都来这里玩玩,看看报纸,打打扑克。一位姓崔的老爷爷告诉我,建了这个活动中心后他很开心,有说话的伴儿,有玩牌的伴儿,至少要多活十年八年!
  
  修了学校,盖了老人活动中心,从老到小,崔真基都一一周密地思考到了,剩下的,就是中间这一层:青年了。
  在甘村,青年问题一直是个“老大难”问题。甘村青年多,20岁至30岁的青年就有一千多人。除少部分外出做事,绝大多数都留在家中务农。一家一户的责任承包制,刺激了农村经济,但同时,也给思想政治工作留下了一块空白。有钱,有精力,但却心中茫然,不知该做些什么。于是,问题便接踵而来:聚众打架、滋事生非,甚至有个别青年沾染上了毒品。镇领导头疼,群众意见大,但又苦于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  崔真基先生虽然远在广州,知道这些情形后也心急如焚。他知道这个问题不解决,村里的风气就不会好转,还会恶化。他手下也有几千员工,大多是青年,从自己这些年的管理经验看,青年问题仍应由青年自己来解决。行政命令,强行干涉,都不是灵丹妙药。
  崔真基急于找到这样一个人:年轻、正直,头脑清醒,敢做敢为,不计较个人得失,而且,在青年中要有威信……
  有人向他推荐了这样一个人。
  这人叫吴悦铭,甘村人,32岁,此时正远在贵阳市,是一个建筑包工头,每年有十多万元的收入。
  崔真基三番五次地向人了解打听,证实了小吴正是期待已久的合适人选,于是给远在贵阳的吴悦铭一连打了七八个电话,把甘村眼下的情况和他的想法和盘托出。
  小吴对我说:“我当时的确被崔老板感动了。那么大的一个老板,事情那么多,还为家乡的事操心。在一般人看来,崔老板用不着管这些的,甘村没给过他一分钱,他却给了我们那么多,又是修路,又是办学,又是老人活动中心,他为的是什么?在他这样的人面前,我要是讲一点个人得失,为自己的利益计较,那真的是无地自容了!”
  吴悦铭回来了。放弃了每年那十多二十万元的收入,自动回到村里当了一个“民选”的村长。小吴自豪地说:“3000张选票我得了2841张。”甘村人都是实在人,他们眼见小吴一回到村里,就扎实地工作,找那几个爱挑头闹事的谈心交友,一点点地做着那些人的转变工作,他们就投上自己信任的一票。
  在广州外商活动中心一楼的咖啡厅里,我第一次见到了崔真基。
  崔真基风度儒雅、待人平和,在持续几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中,思维清晰、敏捷,侃侃而谈,没有丝毫倦意。他不吸烟,摆在面前的一杯清茶也很少喝,只是细细去听,才会发觉他的声音多少有些喑哑。才会意识到,这是一个白天已工作了十几个小时的人。也许是咖啡厅柔和的灯光,也许是背景音乐使然,看上去,他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。我猜想,这与他多年来严谨的生活习惯、性情及修养有很大关系。
  在谈到为什么选择教育作为回报社会的一个方向时,崔真基说:
  “我在澳洲生活了几年,至今我太太和孩子还在澳洲。我的一个儿子最近还拿到了一个全澳数学奖,他还是学校球队的中锋,很出色。我是从我自己的孩子身上,更多地想到这个问题的。我们和人家在这方面有相当大的差距,这个差距包括两个,一是重视程度上的差距,二是实际水准的差距。有位学者说得好:现代社会里,贫富的差距实际上就是知识的差距。不是亲眼所见,不会想到这个差距有多大。我和当地华人朋友一起聊天时,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深有同感。每次我去孩子的学校,脑子里就不由自主地要出现家乡小学那排破破烂烂的教室,这种对比很心痛,很屈辱,很伤自尊心。
  “可以说,我现在选择投资教育,也是这几年点点滴滴思考的一个总结。这是我对自己的总结。我承诺过我将在未来的几年内,对教育的投资达到1000万,这个承诺是对社会的承诺,也是对自己的承诺。一个人活在世上,追求道德的完美,追求人生的意义,人人都能如此,这个社会的风气就会大不一样!我不过是抛砖引玉,希望有更多的人,更多的老板都来关注教育,关注公益事业。”
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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